在当代动画电影日益被数字技术主导的浪潮中，亚当·艾略特始终以独特的黏土定格动画手机炒股好用的选哪款，为世界影坛注入温暖而坚韧的人文力量。他的作品从不追逐超级英雄的神话，而是俯身凝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——《玛丽和麦克斯》中自闭症患者的孤独宇宙，《蜗牛回忆录》里囤积症老人的内心迷宫。这些故事里住着被误解的灵魂，却恰恰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某个片段。
在导筒对亚当·艾略特的独家专访中，亚当导演坦诚地剖白创作初心：对边缘群体的深切共情源于自身作为“局外人”的生命体验，而手工塑造的黏土角色脸上的指纹痕迹，正是对工业化完美的温柔反抗。他坚持“故事为王”的创作理念，在喜剧与悲剧的平衡木上行走，让沉重议题在幽默中焕发希望。更可贵的是，他始终秉持着对原型人物的尊重与关怀，在刻画缺陷与苦难时坚守伦理底线。
透过这篇访谈，我们得以窥见一位坚持用八年时间雕琢一部作品的艺术家，如何用黏土与故事构建起通往理解的桥梁。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，亚当·艾略特用他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动人，永远来自对不完美生命的真诚凝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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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筒：您的作品始终聚焦边缘人群，如《玛丽和麦克斯》中的自闭症患者、《蜗牛回忆录》中的囤积症患者。这种人文关怀是否源于个人经历和您对社会的观察？
亚当：我一直都对讲述局外人、不合群者的电影很感兴趣，主角被当作怪人，总是被误解，我也一直很喜欢读关于这类角色的书——我总是被大家认为的“边缘人物”（underdog）所吸引。这可能和我自己早年许多特别的经历有关，我经常感到被误会，感到不适应环境，无法融入社会、不被理解。当然随着年龄增长，情况逐渐有所改变，但那种感受依然存在。所以，可以说我的电影中的人物是我自身的延伸，他们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创作出来的。对我来说，他们都是非常真实的人，我很尊重他们，很努力地用真实、诚挚的方式来讲述他们的故事。即便只是用黏土捏成的小人，对我来说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灵魂和心跳。
本质上，我就是喜欢边缘人物的故事。我并不热衷于讲什么超级英雄故事，我的角色都是普通人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作品能打动人，因为观众们会觉得这些角色很亲切，让他们想到了自己，或者他们的家人、朋友。可以说这些角色具有普世的吸引力，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。他们是原型人物，能够持续引发共鸣。
对我而言，一切都关乎共情，让观众设身处地站在故事中人物的角度。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男人的生活是怎样的，一个天生腭裂的八岁女孩的生活是怎样的。我经常用到“共情”（empathy）这个词，共情是让观众与电影建立联结的关键。去感同身受，不仅是主角，而是所有角色。
导筒：在数字动画主导的时代，您为何坚持耗时耗力的黏土定格技术？《蜗牛回忆录》中手工制作的“粗糙感”是否是一种刻意对抗工业化的完美主义？
亚当：三十年前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定格动画是一种即将消亡的艺术形式，说电脑动画迟早会摧毁定格动画。但结果恰恰相反。因为观众，尤其是当下的观众，依然非常欣赏手工制作的东西。
这种喜爱与赞赏不仅限于动画，还有编织篮子、手作面包等各种手工制品，如今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欢迎，因为有太多东西都是机器和人工智能制造的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，这些对我来说是好事，那么多CGI，那么多数字制作的动画，对我来说是好事（更加凸显了手工定格黏土动画的珍贵）。
为什么韦斯·安德森、吉尔莫·德尔·托罗、蒂姆·伯顿这样的导演都曾涉猎定格动画，因为他们也很欣赏制作这类电影所需要的手工技艺和艺术才华。
其实电脑动画的制作耗时可能跟定格动画一样长。像皮克斯的《玩具总动员3》，我记得好像花了七年时间。很遗憾所有动画制作都如此耗时，也因此昂贵，但这正是我们这行的本质。是的，我认为定格动画当然还活着，而且活得很好，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安慰。
导筒：您一般会先写剧本再开始黏土定格的制作吗？
亚当：是的，我是一个线性的电影制作人。因为我本身也是作者，我既写又导，同时也做美术设计和分镜绘制。当然还有，所有剧本草稿都是我写的。我对剧本的要求非常严格，在整个电影制作过程中，我在剧本上花费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阶段都多。
对我来说，故事为王。一切都关乎如何精彩地讲述一个好故事。我总是在说，动画固然重要，但剧本和故事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剧本没有达到我能做到的最好，我绝不会开始设计人物或者绘制分镜。只有剧本完善定稿后，我才会进入下一个阶段，比如开始分镜。
导筒：您的动画人物形象有着非常鲜明的风格，这是您如何确定的？
亚当：我们之前提到过，人物有“粗糙感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我要确保角色，就像我手边的这个（拿起格雷丝的黏土模型），拥有手工制作的美学质感。我们有时会故意在黏土上留下指纹，以此提醒观众，大家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手工制作的。
其实我们人类本来就是不对称的。如果你在脸中间放一面镜子，就会发现左半边脸和右半边脸略有不同。对我来说，角色们也同样拥有这种不对称感，以及不完美感，至关重要。
人的性格也同样如此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部分，是希望自己能够修补或改变的。我们都是有缺点的个体，而我的所有电影都是关于接受自己的缺点，也接受他人的不完美。我甚至觉得“缺点”（flaw）这个词并不准确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未经雕琢的璞玉，瑕疵是为了使我们独一无二、与众不同。我的电影就是要赞美这种不同，褒扬异类，歌颂那些像指纹一样，让我们与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的特质。
导筒：您提到了角色身上的瑕疵，您如何平衡作品中对所谓“缺陷”的诚实刻画与避免消费苦难的伦理边界？
亚当：我对此非常在意，也很小心，保证我创造的角色不会以某种方式剥削真实的人。我所有的电影创作不仅基于我的家人、朋友，也是以我自己为原型。我不希望创作出可能有剥削性、冒犯性的电影，或者伤害到真实人物。所以在写作时，首先我会注意的就是，得到我描写的原型人物的同意。在《蜗牛回忆录》中，女主角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天生腭裂的朋友，我确保她很清楚电影是基于她的生活创作的。我的电影不是纪录片，电影是虚构作品，但也基于现实。
是的，我的大部分主角身上都有一些特质或者经历，是他们自己希望没有的。对格雷丝来说，是她的腭裂。她经历过一段体型巨大的超重时期，她渴望有人能爱她，渴望拥有更多的朋友……我的所有角色都有渴望，他们都有着向往和憧憬。幸运的是，在三十年里，我的角色或故事并没有冒犯过任何人。为了让故事中的人物真实可信，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一直以真诚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他们。
导筒：您如何通过幽默化解沉重主题，如死亡、孤独。
亚当：我所有的电影都需要面临一个难题，那就是要在喜剧与悲剧、光明与黑暗、幽默与感伤之间找到平衡。有点像阴和阳，对立的两面，正极和负极。每个剧本我都会不断地修改重写，保证两边的平衡达到我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。我不想让电影过于沉重，但也不希望电影太过轻浮、肤浅，或者维度过于单一，总是尽力去赋予角色深度，让他们丰满而多面。
这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努力。我当然不想让电影显得悲情，尽管剧情似乎很悲惨，但我希望结局总是积极向上的。即便有时故事的最后主角去世了、即便是悲伤的结局，我也想给观众留下充满希望的印象，能够依然保持乐观。尤其是《玛丽和麦克斯》，结局很悲伤，但玛丽最终露出了微笑，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度过了充实的一生，拥有过很好很好的朋友。尽管他们从未在现实中相见，但他给予了她太多，让她的生命变得如此有意义。
导筒：您的作品中对“家庭的意义”有怎样的思考？
亚当：家庭很重要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。无论你是独生子女，还是来自单亲家庭，总有人是你希望能称之为家人的存在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：“你可以选择朋友，但你无法选择亲属。”对我来说，我经常把朋友视为家人，因为朋友对我的重要性不亚于母亲或姐妹兄弟。当然，家庭中也常有冲突，有很多功能失调的家庭。总之，家庭是你无法真正逃离的。即使是孤儿，也会盼望找到自己的家人，被收养的孩子同样如此。
所以，我确实喜欢家庭中的动态关系，但也非常喜欢讲述朋友之间的故事，尤其喜欢差异很大的个体之间的友谊。比如《玛丽和麦克斯》，你找不到比他们差异更大的两个人了：一个住在纽约的四十四岁男人，一个住在澳大利亚的八岁女孩。但他们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连结和友谊，他们向彼此倾诉，倾诉那些绝不会告诉家人或身边朋友的事情。
我喜欢这种对比，喜欢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之间的友谊。我的新片《蜗牛回忆录》，对比发生在古怪的老太太萍奇和害羞内向的女孩格雷丝之间。影片讲述了她们如何交流，如何互相帮助。格雷丝非常羡慕萍奇，想成为像她一样的人，但萍奇本人其实曾经也很内向。我喜欢这种友谊之中会出现的，交流和矛盾。
导筒：您说动画都很耗时，《蜗牛回忆录》也花了八年时间制作。制作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或挑战是什么？
亚当：其实本来不应该花八年时间。我们经历了特殊时期，所有人都因此慢下来。而且我写东西很慢，光写剧本就花了三年时间。但我要说，讽刺的是，动画制作中最难的部分并不是动画本身，而是筹集资金。这部电影耗资七百万澳元，大约五百万美元。听起来很多，但对于一部动画片来说已经并不算多。筹集资金就是最大的挑战。
导筒：您的电影呼吁公众理解边缘群体，但现实中这类作品仍被贴上“少儿不宜”标签，比如《蜗牛回忆录》被评为R级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局面？
亚当：我不希望父母带着年幼的孩子看我的电影。我总是谨慎建议家长，如果你觉得孩子足够成熟可以看这部电影，那是你的选择，但我认为小孩子根本无法理解。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电影的画面，但我觉得他们无法理解故事，而且电影中的一些概念有时会非常具有挑战性。
有意思的是，世界范围内很多中学和大学把我的电影当作教学材料。因为电影能教会学生何为差异，如何接受。早年在创作时，我从没想过自己的电影会成为学校的教学材料，这并非我的意图，但能有这样的用处也很不错。
而我真的很爱动画的是，其实动画可以专门做给成人。动画不是一种流派，而是一种媒介。在爱沙尼亚和捷克等国家，成人动画和超现实主义动画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超现实动画甚至没有故事或任何叙事，非常抽象。我觉得都怪迪士尼和美国动画，我们都被洗脑了，才会认为动画只是给小孩看的。
当然，也有《辛普森一家》和《南方公园》这样的成人动画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越来越多的面向成人的动画问世。韦斯·安德森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对定格动画很感兴趣，热衷于为成年观众制作动画。
导筒：您的旁白叙事风格是否受文学影响？比如《玛丽和麦克斯》中的书信体。是否有作家或诗歌启发过您？
亚当：我热爱阅读，真希望自己有更多时间读书。矛盾的是我忙于写作，没有太多阅读的时间。我喜欢经典文学，喜欢约翰·斯坦贝克、查尔斯·狄更斯的作品……我喜欢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学作品。在《蜗牛回忆录》里，我非常高兴能让吉尔伯特、格雷丝和他们的父亲珀西阅读经典小说。
我认为阅读是逃避烦恼的绝佳方式。当然电影也是，但如果你心情不好，总是可以直接拿起手边的精彩小说，沉浸其中，平抚情绪。
我有很多喜欢的作家，尤其是经典文学，文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是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，十几岁的时候读的。我也喜欢诗歌，最近正在读美国诗人、哲学家、作家多萝西·帕克的诗集，她的一些诗歌非常有趣，但有时也很黑暗。我自己也尝试写诗，虽然写得不好，但很享受阅读和尝试创作的过程。
导筒：您有看到过令你印象深刻的中国或者亚洲动画片吗？
亚当：我只会说英语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真的很想学一门新语言。我认真考虑过学普通话、日语，法语或意大利语也行。我没有看过很多中国动画长片，在澳大利亚很难看到。这里的日本动画很多，比如宫崎骏的作品。
但说实话，我其实不怎么看动画片，不看皮克斯，也不看迪士尼。我更喜欢真人电影。像很多导演一样，我喜欢大卫·林奇，喜欢他早期的所有电影，比如《橡皮头》。我还喜欢一些捷克的电影导演，目前在看早期的法国电影。
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文学和真人电影。很奇怪，我明明在动画行业，却不怎么看动画片。（笑）
导筒：那么您是否考虑过拍摄真人影片？
亚当：我其实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当初选择成为真人电影导演，我的职业生涯会是什么样子。首先肯定会更高产。
但我热爱动画电影的一点是，我得以拥有创意的掌控权，以及更大的创作自由。真的可以扮演上帝，想把角色想做成什么样，就可以做成什么样。我们拥有夸张这一绝妙的手法，情感和氛围都得以真正的强化。
我可能有夸大狂症，也是个控制狂。我喜欢完全掌控自己创作的各个世界，很自我很任性，但我想这正是动画的美妙之处。还有好处就是，做动画不是非得出门。我是一个很不爱出门的人，连野外徒步之类的都不喜欢，我更喜欢待在室内。我喜欢城市生活，旅游也是喜欢去城市。我很想有一天能去上海或北京，看看超级城市会是什么样。
导筒：非常期待您来上海或北京。
亚当：今年的时机真的很不巧，我为《蜗牛回忆录》宣传了一年多，制片人不想让我再出差了。所以我现在被“锁”在办公室里，正在埋头写新电影的剧本。我必须在圣诞节前完成剧本，希望明年年中能够开始制作。
导筒：能稍稍透露您的新电影的信息吗？
亚当：当然，是一部公路电影。我很喜欢《末路狂花》，还有《绿野仙踪》、《沙漠妖姬》等等作品，我喜欢讲述人物跨越很长距离的故事。旅途是很妙的隐喻，象征着行进、成长以及角色的转变。我拍的是关于主角穿越澳大利亚的公路电影，澳大利亚和中国一样，是地域广阔、文化多元的国家。
采访/编辑：赵一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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